鸿博体育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19ZDA320）的阶段性成果。
2019年是中国具有重要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年，它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而且是改革开放40年后再出发的新起点。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沿着历史溯源、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三种研究路径，进行了新探索，取得了新突破，获得了新成果。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关键词，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术资源发现平台检索，截止到2020年1月1日，共检索到615条结果，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达到127篇。其中，《国际新闻界》有6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专栏，《新闻与传播研究》在第4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专栏，《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刊物亦发表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这些对学界的研究方向都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2019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主要表现为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回顾与未来路径探索、习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的持续加强与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价值与实践的双重关注三方面，呈现出反思与超越、延续与深化、坚守与落地三个鲜明特点。
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历史节点，新闻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反思性与超越性。《新闻与传播研究》从第8期开始连续开设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专栏，《新闻大学》第10期刊发新中国70周年特稿，《出版发行研究》专题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七十年”，《新闻与写作》第10期专题策划“思想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实践中前行”，从“学思想”和“用思想”两个角度，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学界专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脉络、创新成果、理论精髓和实践价值的总结。总的来看，回顾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总结反思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问题不足，探索展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未来路径成为研究的重心。
知古鉴今，学史明智。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70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回顾与梳理。
童兵（2019）分八个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说起，简略回顾和分析了建国前二三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重点梳理评述了新中国成立后70年来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邓绍根、罗诗婷（2019）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拓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成果三个时期，呈现了建国70年来中国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进程，概括了其核心价值及特征。丁柏铨（2019a）分上下篇，分别论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背景和呈现特色及其主要内容。丁柏铨（2019b）还以新中国70年来新闻理论研究主题的演变为主题，在第二部分用“从非常态到常态”概括了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历史变化。
张涛甫（2019a）以布迪厄“总体性社会事实”概念为切入点，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一个极具战斗性的和说服力的认知框架，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马克思恩格斯奠基、列宁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苏俄化、中国化到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性发展这一个语境化的理论谱系，指出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在努力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理论话语体系，理论创新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某一个人力量和智慧所能成就，需要执政党长期、集体的努力。
周俊（2019）则以“政治-知识-社会”互动为分析视角，从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汇编、教材、论文和著作四种研究形式方面，分析了新中国建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知识是如何形成与发展，并与政治情境互动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继续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在于多维度和双向度的社会现实逻辑。
曲韵畅（2019）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为线年间《文选》《文选》《文选》、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以《习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习著作的出版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出版事业的发展。王燕（2019）则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本身，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它呈现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从一元传播到多元传播的发展趋势的变化特征，这些新变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
除了70年历史的宏观呈现，也有学者回归特定历史场景，展开个案研究。梁德学（2019）以中央苏区“新闻干部”对列宁党报学说的理解与执行为线索，对列宁主义对苏区党报理论与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梳理和分析，从中也可以一窥延安新闻事业与中央苏区党报列宁主义式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及演变关系，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历史研究的视角，丰富了研究的内容。于岸青（2019）以《大众日报：“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党报样本》为题，利用丰富的史料和真实的案例，呈现了建国前《大众日报》创刊、出版、传播的鲜活历史；双传学（2019）从创业、创新、创优三个方面勾连起《新华日报》81年的发展创新之路；夏琪（2019）从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史的角度，详细考证了《新莱茵报》的出版、发行、停刊以及后期传播，该文依据全套原版报纸展开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数据，同时加深了关于马克思新莱茵报时期办报活动的了解。
学术转向往往借评价学科既往发力（朱至刚，2019），学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范式和存在的问题不足两个方面出发，反思现状，探索路径。
范式方面，喻发胜等（2019）从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演化而非政治经济演进的逻辑出发来认识新闻学范式的革新，认为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凸显，在人化世界的突出表征为“信息互联”，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且“重造新闻学”之“根本”，且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当代新闻实践的指导作用。
叶俊（2019a）对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三种研究范式——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经典范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国化范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西马”范式）进行了深入反思，从概念、内涵鸿博体育、历史发展、研究路径及存在问题一一剖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创新需充分发挥三种不同研究范式的优势，以此为基础推动建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进而在新时代、新媒体背景下更好地指导新闻实践。
问题方面，丁柏铨、尤红（2019）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三个阶段及主要变化，概括了近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特点，提出了下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作者认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论证性研究缺乏，学术创新蓄力不足，并将其归因于本世纪以来“返本”研究式微，实践探索兴起。
程曼丽（2019）指出当下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讲马恩多，讲列宁少；讲观点多，讲关联少；讲理论基础多，讲发展过程少。她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可分割，前者的影响是纲领性的、原则性的，后者的影响则是具体而微的。不能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疏远列宁主义，切断中国以及新中国发展至今的历史脉络。朱清河、谢昕忻（2019）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及相关书籍检索，通过量化统计，分析了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并对如何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提出方向性的建议。
陈信凌、王娟（2019）关注当下学术热点，对比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体制、技术、功能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两者在本质属性和核心取向上的分歧，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理论祛魅，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现了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全面超越，为新闻学界和业界坚定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导向。也有学者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阅读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分析，从八个方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阅读推广的应对策略（吴才唤，2019）鸿博体育。
习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新成果。习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延续了学界一贯的研究热点，不仅发表了大量期刊论文，也有诸多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题，作了相关研究。与此同时，研究的内容也有所拓展，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强。尤其是关于人民性的再阐释，学界不再单纯停留在文本解读上，而是表现出更加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更加深入的学术思考。
关于习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理论贡献的总结提炼和对论述的解读阐释上。
理论贡献方面，雷跃捷、彭广林（2019）从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人民至上”的主体意识、治国理政的时代要求和“四个自信”的精神气质四个方面论述了习关于新闻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张垒、李成（2019）指出习新闻舆论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原理的充分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总结概括了新形势下论述包含的新观点新要求、提出的新命题新概念，指出习新闻舆论论述构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全球价值。郑保卫、张喆喆（2019）阐述了习新闻舆论观的思想精髓、理论来源及其在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的实践价值。丁柏铨（2019）阐述了研究习新闻舆论观的意义，并从十个方面考察了习新闻舆论观对中国新闻舆论观的继承与发展。
对论述的解读阐释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舆论监督、媒体融合、对外传播及“四力”的实践上。朱继东（2019）总结阐释了习关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及其整体精髓。舆论监督方面，邓绍根（2019）通过分析《人民日报》上“舆论监督”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和使用的情况，呈现了“舆论监督”由新名词逐渐成为深入人心的日常用语的发展过程；还有一篇则时间跨度更长，视野更为开阔，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舆论监督”观念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历史演变过程；靖鸣、刘自艰（2019）及王仕勇、李进（2019）则对习关于舆论监督重要论述进行了理论探讨。媒体融合方面，郑保卫、王仕勇（2019）从意识形态建设角度，对习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关于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讲话进行了分析阐述。杨萌芽（2019）论述了习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对于推进媒介融合方面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当下媒介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媒介融合趋势下地方主流媒体的应对策略。对外传播方面，胡洁（2019）一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课题组剖析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国的主流媒体自2012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六年间关于习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报道的系列文章之一，即欧盟媒体关于习治国理政新思想报道分析；李淑文、刘婷（2019）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现实困境，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实践路径，意在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传播力和实效性。
“四力”与新闻实践密切相关，仍然是学界业界关注的重点。郑保卫（2019a）在阐述“四力”提出的背景、意义及其内涵与要求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着力练好“脑力”路径及要求，以及以“脑力”为核心和统领，全面打造“四力”的问题鸿博体育。李雷（2019）以出版人在“四力”的不断强化中实现自身“全面发展”为角度切入，从知识的不断积累与补足、是非到审美、思考与创新、呈现精品四个方面提出出版人提升“四力”的方法和路径。不同于上文所述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刘保全（2019）关注的“四力”是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他认为提高“四力”关键在于赢得受众心。
5月3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他特别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其特别意义在于，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习关于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的论述，再次彰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表明了中国人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一如既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态度。这也引发了学界对于“人民性”更深层次的探讨。
如果说，8·19讲话重提人民性时，学界的研究重心在于讲清“党性与人民性”问题的历史渊源，澄清谬误，理顺关系上，那么今年，学界更加注重对“人民性”的历史和内涵进行进一步的开掘。
赵雅文（2019）从媒介形态演变的视角，分析了媒介形态演变与人民性思想的逻辑关联，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民报刊”思想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理论溯源，并分析了人民性在不同媒介形态下的内涵呈现，认为伴随技术进步与媒介形态的演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其人民性意蕴始终恒定不变。龙伟、董佳琦（2019）认为“人民报纸”是理解党报“人民性”、理解中国新闻理论的关键概念，文章从1942年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改版说起，历经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回顾了“人民报纸”的思想生成与话语演变进程，探讨“人民报纸”的理论起点、话语衍变及其历史实践，呈现了党性、人民性“统一论”内在的思想脉络和历史逻辑，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党报理论的演进与变迁，发扬中国新闻工作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涂凌波、赵鹏（2019）采用概念史的视角，简要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新闻舆论工作中关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概念的相关论述，并将其放在整体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指出“人民”概念在革命年代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色彩，到后革命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则同时作为“共同表面”和想象的共同体，重新凝聚社会共识，并在政治遗产基础上重建合法性线）则专门探讨了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这一极具特色的新闻实践，不过不同于以往的宏观政策梳理，作者借鉴了政治社会学领域新兴的微观技术分析的研究视角，描述和分析通讯员运动中宣传教化、组织调控、典型示范、通讯竞赛等等细腻繁巨的动员技术，他将这场工农群众“翻心”解放的文化革命称为“细腻革命”，体现了1942年党报整风改版后办报思路的转型，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付诸实践的现实写照。
段鹏（2019）通过梳理习关于新闻传播的思路与观点，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一思想内核、“党媒姓党”“党管媒体”的管理方法实践到习的国际传播观，尝试解答在互联网媒体挤占主流媒体生存空间和话语空间的今天，党的媒体为何还要继续保持以及如何保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为我国抢占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地位以及未来的国际话语权高地寻找理论依据和解决方案。
除了上述研究，学界还拓展了习新闻舆论论述中关于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治理、新闻传播功能与效果的研究。、郑雷（2019）从新闻舆论主体的职能演进与发展趋势、有效制度供给、新闻传播领域法律的现状与趋势三个角度，对如何进一步贯彻党中央确立的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引导机制，完善当前中国新闻管理制度和舆论引导能力进行了讨论。王仕勇、郑保卫（2019）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政治逻辑、文化逻辑、科学逻辑五个方面论述了习关于网络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并从理论、实践和国际三个层面来阐述其价值和意义。徐敬宏鸿博体育、侯伟鹏（2019）结合习全球互联网治理观的形成背景，诠释了习全球互联网治理观的理论组成、主要内容及具体举措，指明了其现实意义。郝雨、李娟（2019）总结了习对新闻传播功能与效果的主要论述，梳理了西方经典传播理论关于传播功能的表述和我国学者关于新闻传播功能与效果的研究，指出“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概念作为习关于传播功能的论述中的关键概念，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式的表达，是对于世界传播功能及效果理论的重大深化和超越。
2019年4月29日鸿博体育，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林草局、中医药局、中国科协在天津联合召开“六卓越-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这意味着全国高校将掀起一场“质量革命”，为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吹响了号角。而在去年教育部、中央宣传部联合下发《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曾明确指出要开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局面。
2019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取得新突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取得新成效。2019年3月1日，由中宣部、教育部共同组织编写，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最终成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编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编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主编，马胜荣教授和丁柏铨教授为副主编，以及同全国知名新闻院校和科研机构的10名专家学者密切合作，反复讨论，三易其稿，历时五载共同参与撰写而成（郑保卫，2019b）。该书分十二讲，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中国人新闻观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言简意赅的专题性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有机整体。该书的出版引发了学界的热切关注，学者们纷纷撰文，新华社为该教材出版发表通稿，全国各主要媒体进行转载，全国各大高校也随之开展了百余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讲座，进一步推进了该教材的普及和应用。此外，张涛甫（2019b）主编、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团队编写出版了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三部曲——读本篇、问答篇、案例篇——中的第二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问百答》，重点解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关键概念、议题和当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训和学术论坛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由教育部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高校新闻院系骨干教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题培训”第三期、第四期分别于今年7月和8月在广西大学、复旦大学开班，前两期则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培训对象从高校教师到业界编辑记者，已产生品牌效应。10月18日至21日，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骨干师资高级研修班在红色新闻革命老区——河北涉县，开展了为期3天的教学实践活动。
11月1日，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倡议，国内10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共同发起的“红色文化传承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联盟”在复旦大学成立，成为国内首个将传承红色文化基因与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的学术组织；11月2-3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2019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青年学者论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并于11月18日举办了“第一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与实践高端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史论研究与实践”。全国16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师生50余人参加论坛。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全面发展已成为热潮。在这种氛围下，如何在新闻学教育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在全国高校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落地，取得实效，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线年年会上分享了自己编写马工程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过程、做法和经验，认为编写马工程教材，不仅需要足够的学术水平，更需要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信马、知马、行马。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价值层面，对其内涵进行了思考。涂凌波（2019）认为，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我们需要从教学和实践环节入手，融合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经典文本知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知识这三种知识类型，将其贯穿新闻传播教育的各个环节，从而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张继木（2019）认为思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价值实现问题，不应单从党和国家这个层面出发，还应顾及个体的感受与需求。高春艳（2019）在对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2018年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计划2.0版提出的“开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局面”这一首要任务，探讨了关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创新路径。
还有学者锁定高校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要阵地，展开专门研究。陈信凌（2019）认为做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工作，在当前应该把重点放在习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讲授与传播上；李蓓（2019）指出国内新闻院系对于新闻职业伦理的教育及引导依然略显匮乏，认为新闻教育应该平衡技术与观念的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魂，重塑传媒职业伦理教育；还有学者通过量化研究的方法，分析查找当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如周茂君、沈君菡（2019）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式，从课程设置及教学评价、师资力量建设、教材使用情况、实践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学生对马新观的态度和认知等方面对湖北省新闻传播类院校马新观教育开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上海师范大学董苏椰（2019）硕士论文则通过量化分析，对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受众进行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书目重新出版，多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论文对一些经典书目进行重读和反思，对我们深化认识，构建学科地图与知识图谱提供了帮助。2019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共同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曾在1982年作为内部读物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以及他们在新闻宣传和报刊活动实践中所提出的一些新闻理论观点，并以年表的简洁形式客观地将其呈现出来，是我国第一本、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以年表形式介绍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报刊活动与新闻出版观点的书（叶俊，2019b）。在经典书目的重读方面，单波（2019）对陈力丹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评价认为：以“百科全书”之名建构的不再仅仅是完整、全面的知识体系，而是开放的思维空间，体现了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知识生产学视角。魏永征（2019）高度评价该书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和发展上发挥的作用。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等书进行了评价。
综上所述，2019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成果丰硕，形势喜人，体现了学界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高度自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不断追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坚守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的历史脉络，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照现实、指导实践的价值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生动写照。但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理论层面，有必要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无产阶级新闻学”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内涵，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打造融通中外的概念表述，彰显全球视野、中国特色；在现实层面，进一步强化新时期新形势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使理论知识不仅是走进课堂，走进课本，而且入脑入心，避免教育走向“空心化”，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另外，还需指出，2020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一，列宁的新闻思想是中国新闻思想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加强关于列宁的新闻思想及报刊实践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且紧迫。我们期待2020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继续向系统性、创新性与时代性发展，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