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博体育胡师姐新传考研论文带读1：核心期刊《国际新闻界》——《2021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本周我们开启论文带读模块，今天带读的论文来自传媒核心期刊《国际新闻界》的论文—《2021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文章从2021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并从新闻学研究的本体论创新与认识论变革鸿博体育、中国新闻业研究、新闻生产的多元行动者、新闻学基本概念的阐发与流变、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新闻接受研究以及新闻史研究等六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知识版图。
2021年国内新闻学研究就学科建设的本体论问题所展开的讨论继续深入。随着以数字技术为首的多元行动者介入新闻实践活动，我国新闻生态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界也开始日益反思传统新闻研究范式的适用性问题，并尝试重构新闻学的理论体系。
就范式转换而言，中国新闻学已开启由“职业主导范式”向“社会主导范式”的变迁进程，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职业新闻活动，而是开始进一步“上升”和“下沉”，前者即更加关注新闻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后者即更加关注新闻与整个日常生活世界的联系（杨保军，2021a）。
具体而言，在传统新闻学理论体系中，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割裂的、聚焦于特定主体的，但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业实践使得此前彼此区隔的新闻业传播者、接收者以及传播渠道被嵌入互构的复杂关系中，关系维度是互联网时代新闻业的显著症候，而围绕新闻学理论类型的构建也逐渐转向关系型知识及其多样化议题（王斌，吴2021b）。
由此，“后传统新闻学”时代的新闻理论研究主要呈现三种走向：其一，坚守传统新闻理论基本内核，不断扩展新闻理论研究的领域范围；其二，转换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探索构建新型范式下的新闻理论体系；其三，围绕新型新闻实践，探索新闻理论研究比较彻底的转向（譬如数字新闻学、互联网新闻学）（杨保军，2021b）。
进一步，在当前的新闻理论范式转换过程中，新闻本体的显现已不再以静态事实为主要形态，而是表现为动态的事实流动，从线性的“表征客观性”到辩证的“过程客观性”，更契合当下媒介生态中的新闻本体，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倡导的“实践转向”对于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启示在于走出主客二分和表象主义的理论束缚，在本体论层面将对新闻事实的聚焦转向对新闻事实如何“生成”与“筹划”的实践分析（姜红，印心悦，2021）。
而作为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STS转向中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引入，使得传统新闻学以人类为中心的单一研究路径得到有益补充鸿博体育，它帮助新闻研究发现新客体，为之提供了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具备重塑新闻理论的潜力（白红义，曹诗语，2021）。
相较于新闻理论范式转换的共时性研究，亦有研究者以历时性的方式来反思和拓展数字媒介语境下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研究认为，新闻学实现历史性转换的关键在于以新的想象力重估旧有概念体系（譬如报刊四种理论、李普曼的“探照灯”概念以及麦克卢汉对新媒体的探索等），以此揭示新闻学本体历史演化中的“断裂”与“延续”（孙藜，2021）。
由新闻本体论创新所延展出的问题自然是传统新闻学研究所面临的全新社会语境与实践场景促使中国新闻研究者重新思考什么是新闻，并建构数字时代新闻学的认识论基础。据此，研究者提倡重回新闻研究的知识之维，从帕克提出的“作为独特知识型的新闻”出发，以此将新闻的知识型细分为“地方性知识”和“社群性知识”，“在手的新闻”和“上手的新闻”，从而为新闻用户创造多元知识社区（胡翼青，张婧妍，2021）。
如果说“作为知识的新闻”在应然层面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新闻现象的理论视角，那么也有研究者试图从当代新闻研究客观知识发展的实然维度厘清数字新闻学的认识论基础。研究发现，数字新闻学认识论的核心议题是厘清“数字性”和“新闻性”之间的共生关系，二者在目前中国的新闻生态中体现为一种遵循环境-行为逻辑的“技术-文化共生”认识论（常江，2021）。
承接“技术—文化共生”的认识论基础，基于可供性（affordance）的理论视角，对“客观性”进行重新概念化的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技术决定论与建构主义理论之间的罅隙，有关“介入”“制衡”与“接合”这三种话语方式构成了技术可供性“改造”传统新闻业客观性理念与实践的可能路径（杨奇光2021）。
进一步而言鸿博体育，当前数字新闻业作为生态系统的属性以及可供性本身的生态学视角，使得可供性概念具备了理解和分析数字新闻业的认识论潜能鸿博体育，可供性概念为理解和检视数字新闻业提供了关系的、过程的和网络的分析视角（黄雅兰，罗雅琴，2021）。
其次，新闻研究的认识论变革也体现在整体的切入视角以及具体的研究技术层面。首先，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构在于“以中国为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研究的具体路径、实践逻辑与知识体系，一方面，立足中国来认识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认识世界，而非以往用中国实践来检验世界的新闻理论；另一方面，在新闻理论重构过程中扎根中国经验，寻求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性，致力于从中国社会、文化与历史中寻找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阐释（涂凌波，2021）。
此外，新兴的研究方法为新闻学研究的认识论变革提供了具体的技术路径，其中尤以计算/数据主义的方法路径及其反思较为凸显。一方面，数据主义与计算思维作为一种社会现实鸿博体育，正在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对新闻生态的冲击（信息源的数据化、众混式的信息采集、个体化的新闻分发）体现在传统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各个阶段，并直接变革新闻业从生产到运营的全流程运作（陈昌凤，2021）。
另一方面，基于数据主义的计算传播在研究方法上为新闻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针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数字转向”以及研究方法的“计算转向”，基于机器学习、文本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定量研究已进入与“计算”结合的新阶段，计算方法的兴起和普及是研究者在传统新闻学研究“工具困境”与数字新闻学新兴研究对象“变动不居”冲突下的一种方法论调适（黄文森，2021）。
文章内容节选自传媒核心期刊《国际新闻界》的论文—— 《2021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胡师姐新传考研带你解读更多国际传播趋势，联系师姐可获得新传考研必读论文合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