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博体育人们的“全球同情”（global compassion）受到诸多因素的塑造，其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国家”的边界，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国家的关系。基于发生在日本和叙利亚的两起事件，本文主要讨论“国家”如何塑造中国网民的全球同情话语（discourse of global compassion）以及“拒绝同情”的话语。媒介化的“远处的苦难”被认为有可能促进世界主义，形成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本文也将与这一观点对话，考察在“观看”他国的苦难中，“国家”的认同是如何被动态建构的。
Kyriakidou（2009：487）认为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指涉理解世界以及个体在世界中位置的特定方式。两个概念是竞争的、交替的（alternative）讨论框架（Kyriakidou，2009：487），若把它们视为“话语”，它们构成了意义建构的过程（Macdonald，2003：1）。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并列的，世界主义经常是通过“国家”被架构（framed）的（Kyriakidou，2009）。在Kyriakidou的基础上，本文把两个概念界定为“谈论世界、个体在世界中位置、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道德关系的特定方式和讨论框架”，亦即两者都是关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来想象与“他们”的关系。这一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关注的是媒介化、全球化时代的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Ong，2009），在Madianou（2002：45）看来，认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关系，关乎“我们”与其他人的边界划定。“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关于“我们”与其他人的边界划定。
从规范理论的层面对世界主义的探讨已经有许多，但在一些学者看来，世界主义应该首先“自下而上”地研究，即实际存在的（actually existing）和体现在个体关于开放性的实践和观点中的（Lindell，2014：51）。不仅是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探讨也应该如此。这也是本文的视角之一，即以“同情”的表达为例，探讨中国网民“实际存在”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新媒介技术被认为在灾难传播和全球同情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新媒介尽管有可能超越国家的界限，并形成与“国家”不同的灾难叙事以及同情感，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互联网中的“同情”可能与“国家”之间有着更复杂的关系。事实上，在关于“远处的苦难”的讨论中，对于媒介化的苦难能否促进世界主义也有不同的认知。
但不管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的观点，要么把世界主义与“国家”对立起来，好像非此即彼，要么就是缺少对“国家”对世界主义的具体塑造机制上的关注。本文认为，在媒介化的“苦难”与世界主义的讨论中，不能把“世界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二元对立起来，而应该更进一步地考察两者之间的多种组合方式和多种互动方式。
“同情”是社会的建构，其运作有自己的道德语法系统，即它“是如何生成与互动的，又是如何转换和流动的”（刘涛，2016：105）。在亚当·斯密看来，同情受到空间的限制，它主要产生于三种空间：物理的（the physical），情感的（the affective）和历史/文化的（the historical/cultural），这三种空间塑造了同情的运作方式，构成了“同情活动的空间结构”（spatial texture of sympathetic activity）（Forman-Barzilai，2005）。
在全球同情的建构中，“国家”显然是塑造受众反应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把问题聚焦在“国家”对中国网民的“全球同情”话语的塑造上，探讨“国家”如何塑造了中国网民对他国苦难的同情，以及它在网民拒绝“同情”的策略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国家”如何影响了“我们”看待他国苦难的方式以及对“我们”与“他们”道德关系的理解。
本文讨论的对象是“中国网民的话语”，分析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一些主要的网络论坛，具体而言，包括天涯、知乎、凯迪社区、杭州19楼、新浪博客、微博鸿博体育、网易新闻跟帖、新浪新闻跟帖等。本文主要采取话语分析的方法鸿博体育，即主要是对网民“同情”和拒绝“同情”的话语进行分析，涉及的网民话语来源非常繁杂，为了避免过于主观地选择话语进行分析，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先整体阅读这些网站与两个案例相关的网民发帖和网民回帖，获取网民话语的整体认知，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代表性的话语的分析，尽力呈现网民话语的复杂性。
在他国苦难的媒介化过程中，中国网民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同情”话语，“国家”也可以以多种方式参与对网民“同情”的塑造。
中国网民对于“同情”的拒绝，给出了多种理由，但纵览这些拒绝“同情”的话语可以发现“国家”在其中扮演着比较核心的角色。基于“国家”的历史记忆、以“国家”为基础的将“我们—他者”的视角、将苦难转化为“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而非“道德问题”等构成了网民拒绝“同情”的主要话语策略。
Forman-Barzilai（2005）认为，在历史的空间中，我们也是有偏见的，对于斯密而言，道德想象似乎受到历史亲密性的限制。这意味着“历史”也在参与着对人们“同情”的塑造。在日本地震事件中，“远处的苦难”唤醒了“国家”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塑造了网民的“同情”话语。基于“国家”的历史记忆主要存在于关于日本地震的讨论中，“日本侵华”的记忆和“勿忘国耻”成为中国网民拒绝“同情”的重要话语构成。比如有网民说：
四川大地震，我整天哭得淅沥哗啦，国外某些地方发生灾害，我也会跟着难过，但就唯独日本发生这种事情，我的心丝毫不颤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流淌着的是被日本鬼子罪恶摧残而剩下的中国人的血液。（我是小雨莎莎，2011年4月18日）
纳斯鲍姆认为，同情“意味着同情者会将被同情的人或造物视为自我生活目标体系中一个重要部分”（左稀，2015：86），这意味着将“他者”排除在自我生活目标体系之外是拒绝同情的策略，而排除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他们”的区隔。Höijer在对观众拒绝同情的策略的分析中指出，采取“我们—他们”视角，将他者“非人化”（dehumanize）是很重要的一种策略。
如果说“普遍人类”的话语是网民同情的重要来源，那么“我们—他们”的视角和“非人化”的策略从本质上来讲则是对“普遍人类”话语的拒绝。在中国网民的拒绝“同情”的话语中，主要的策略也包括采取“我们—他们”的视角和“非人化”的策略。这一话语策略主要是将日本人和叙利亚难民建构为文化、宗教和道德上的“他者”，进而对其进行文化和道德上的贬低，由此拒绝同情就被正当化。在“我们—他们”的区分中，“国家”依然是身份区隔的基础：
明明是一个政治问题，楼主偏要把弄成是道德问题，然后高举道德大旗来横扫一切。（天涯网友“湘西霸王枪”，2015年9月12日）
日本地震了，好吧，我承认，我第一感觉是很兴奋。兴奋之后有点同情，我同情的是天灾是无可避免，人类在天灾之前是那么的脆弱。同情后我又很沉默鸿博体育，这么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它的子民会安心于一个小岛上吗？恐怕若干年后战祸会再起吧。……你可以在骨子里恨日本，但作为一个大国青年，你可以不用‘大度’，但请一定要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自己的做法会不会在国际上给中国减分？……有的行为只能让人逞一时之快，丧失的是风度和几十年辛辛苦苦树立的大国形象，这是划不来的！（文本来自:“夏琼J0的个人空间”：《对于日本地震是否应该得到同情》，2011年3月12日:）
本研究发现，面对他国的苦难，“普遍人类”的话语构成了中国网民表达同情的主要框架，这一框架偏向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身份，但“国家”的身份框架并未被取代，反而以多种方式与“普遍人类”的话语纠缠在一起。媒介化的他国苦难不一定会形成“世界主义”，也不一定会强化“国家”的认同，而是呈现出多元的、动态的特征，有多种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同情”的空间结构也更为复杂。以“远处的苦难”为例，中国网民形成了多种“层次”（layers）的同情这一空间结构。不同层次的同情之间可以“携手并进”，对“本国”的同情并不必然导致拒绝对他国的同情，但不同层次之间亦可能有先后顺序的冲突，比如有网民认为，连自己国家的人都不同情，同情其他国家的是不道德的。“同情的层次”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全球化时代“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的观念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道德身份的层次性鸿博体育、等级制和复杂性，以及“同情”的空间结构中的各种紧张关系。
因此，媒介化的他国苦难并不是简单地促进世界主义或者强化国家身份认同，在这种二元的范畴内，更多的是“国家”认同的动态协商和动态重构。在网民“观看”他国苦难的过程中，“国家”的位置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调整的，“国家”在网民的反思中以多种方式被确认，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的光谱中，都可以找到“国家”的位置。
本文的研究局限也很明显。首先是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我们无法对网民话语的复杂性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网民话语多具有“碎片化”的形态，这不利于“观念”层面的探讨。这或许需要采用焦点小组、深度访谈等方法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其次，限于研究的案例，我们无法探讨中国网民对更多国家的“同情”方式，即哪些国家更容易获得同情，哪些国家则更容易遭遇冷漠，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鸿博体育，物理的、情感的和历史/文化的空间在中国网民的同情塑造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三种空间有着何种关系，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全球同情的空间结构，这些问题尚需更多的案例来进行讨论。最后，任何一个持久的政治体制都要建立自己的关于情感的规范秩序（normative order），即“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Reddy，2004：124），Reddy用这一概念说明“一系列规范的情感以及用来表达和灌输它们的正式仪式、实践和述情话语（emotives）”，它是“任何稳定政体的必要的支撑”（Reddy，2004：129）。可见，网民的“同情”话语难以独立于国家主流政治话语之外，从历史来看，人们对一些国家的“爱恨”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塑造。国家主流政治话语与公众的“同情”话语之关联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议题，但可惜的是由于案例和经验材料的限制，本文没有能够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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