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博体育上月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非网民规模仅剩3.62亿。从地区来看，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城镇网民规模达7.58亿，占网民整体的72.1%；农村网民规模达仅占网民整体的27.9%；从年龄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

　　虽然数字适老化及信息无障碍服务在不断推进，但非网民群体仍然在出行、消费、就医、办事等日常生活中遇到不便，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数据显示，非网民认为不上网带来的各类生活不便中，没有“健康码”无法进出一些公共场所位列首位、其次是线下服务网点减少导致办事难的，还有买不到票、挂不上号，无法及时获取信息和无法现金支付等。

　　在过去一年里，包括《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等在内的多本新传权威期刊，也都就数字时代的相关问题开设过专栏进行学术讨论。种种现象表明，银发群体、农民群体正从“被互联网遗弃”的边缘地位逐渐苏醒，有关的健康传播、数字融入、数字鸿沟、媒介素养等都成为聚光灯下的主题。

　　在数字化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易得和便捷，通过降低智能手机使用门槛和价格向底层群体铺开，“接入沟”看似被逐渐弥补，然而却仍有大部分乡村居民拒绝使用智能手机。正如数据显示，农村网民的规模在全国网民规模中占比还不到三成，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仍然是平等议题的重要挑战。

　　对许多底层群体成员来说，使用智能设备方面的障碍，并不完全在使用成本和技术门槛，技术所承载的变化性意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底层群体通常被定义为被动的数字社会适应者或数字信息弱势者，但是他们真的在设备接入与信息选择时毫无主动权吗？

　　各个阶层或群体具备不同的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则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普遍理想观念之间的一项居中介质。在乡土中孕育的性格鸿博体育、观念和行为随着其社会性流动迁移到城市空间之中，始终以乡土社会的价值系统为坐标。

　　如弗洛姆所言，个人主义的、善于贮藏的、极少时间观念的“农民性格”综合体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结构”。这种生存观念同时培育了乡土生活中具体的保守导向人格特征。例如，保守的消费性格同其底层经济地位和以家庭为核心的理想观念之间的相互成就，使该群体能够满足其贮藏偏好——为家庭和子女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养老问题进行充分的储蓄。

　　正是由于乡土生活的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性格，面对席卷而来的数字信息技术，大部分农民在消费观念上依旧坚持保守原则。由此言之，智能手机对于群体内部个体来说反而成为一种经济上的风险和消耗物，不仅制造经济问题（使用智能手机的报偿小于消费），也制造心灵焦虑（对技术的不信任，担忧网络诈骗等）。在这种情况下，拒用智能手机成为底层主体主动选择的理性行为。

　　在经济理性考量之外，承袭于乡土社会中的熟人交往模式为农民提供了行动空间，基于主体间交往的熟悉程度和对地方生活的经验把握替代了智能手机的社交功能和搜索功能。

　　在创新扩散理论视域下，人际交往频率越高，越有利于采纳和使用智能手机。而“熟人社会”恰恰相反，基于相对固化的劳动空间和较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侧重内部之间的互动与交往。熟人社会中的商铺经营者会对老年机使用者进行宽容与庇护，区别于迫于“社会规范”进行的通讯工具更迭，职业共同体并没有在创新扩散过程中对群体成员施加压力，反而为老年机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更为自在的空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熟人社会中交往模式的特殊之处，这也决定了其媒介使用需求的特殊性。第一，与现代数字社会相异，乡村生存资本来源于具体可感的个人而非机构或组织，他们也更加认可和习惯面对面的交流和现金交易；第二，乡村居民的生存优势在于主体对地方的长期经验（例如不为人知的小路、隐藏的门店、收货人特殊的性格），这一点是数字技术难以企及的；第三，正如“文字”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不必要一般，熟人社会中的交往主体不存在技术依赖，而更加偏重于情感交流和地方伦理，这些内涵都强调主体在场。正是在这些因素堆叠下，那种关于智能手机作为必须品的假设，无论是在工作场域还是生活场域均被瓦解。

　　当意识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时，个人往往会在这个身份的框架内来感知周围世界，而且这种自我启动的身份凸显性往往会受到群体规模和地位的影响鸿博体育，相较于占多数的地位大致相同的群体，少数特殊群体的身份凸显性更高。

　　这种身份凸显分别在代际和阶层维度指向老年群体和底层群体。农村老人群体建立起“年龄-阶层”这一双重弱势身份：其一是在代际维度上将自身定义为时代的“落伍者”，其二是在阶层维度上将自己定义为城市空间的“边缘人”。

　　就代际方面来看，基于年龄、身体的认知引发的手机使用差异，他们会认为年轻一代的做法是“堕落”的，这种价值观念上的根本冲突，间接导致老年赋予手机以怠惰、不负责的消极意义。智能手机因此成为代际间冲突的中介，成为上述负面属性的承载物。

　　就阶层方面来看，他们通过强调文化程度的不足、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关联、职业身份的困境以及被排斥的农民工经历，建构出的是一种居于城市一般公民之下的“边缘者”身份。

　　由此足见，长期的社会排斥经历在底层成员身上普遍酝酿出一种怨气，成为其“边缘人”身份的建构动力，也成为其拒绝理解数字技术的本能反应。

　　弱者身份具有其能动性。斯科特认为底层的个体像成群的珊瑚礁一样，用“成千上万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不服从和逃避行动构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而“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也能够激发社会道德关怀，得到制度性或政策性庇护，并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在农村老人的日常生活中，“弱者”身份能够带来实际利益和保护。首先，在本土语境下，“弱者”身份意味着对社会同情的争取，雇佣者会碍于同情而延续用工或者对价格有所让步；其次，在社会同情的基础上，“弱者”身份召唤出社会道德想象，“弱者”是不公行为的施暴对象，公众对社会的理想期待投射到这一群体身上，为他们偏离规范的行动提供道德合法性；再次，基于这种道德观念，“弱者”身份可以获得政策上的倾斜；最后，凭借以上程序，“弱者”身份取得一种“例外”对待，失范行为也会得到社会理解和包容。

　　除此之外，群体内对弱者身份的认同还必须求助于客观的象征性物质。智能机和老人机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和使用主体。在社会状态方面，智能机指向现代世界，以数字化、碎片化、高效率为其表征，老人机指向传统世界，以慢节奏、稳定性、整体性为其表征；在主体上，智能机代表着社会中间力量和中青年群体，老人机则代表着边缘者和老年人等。对于身处底层的行动者而言，为了在日常生活中维系并利用这套“弱者”象征系统以获取实际利益，便不得不谨慎考虑智能手机的采纳与否。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弱者”身份与智能手机存在的互斥关系。当进步主义者大力倡导“数字难民”积极融入数字系统时，那些不使用者就愈发被建构为一种社会“弱者”，如果行动者自觉利用这种“弱者”身份，就会演化出与进步主义者的期待截然相反的事实。

　　在针对老年群体的传播研究中，健康传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一提到老年人的健康传播，我们往往会想到五花八门的养生文章、虚假广告和层出不穷的健康类谣言。在学界，老年群体传播健康类谣言的原因，健康传播中的谣言特点等都是经久不衰的研究话题。

　　媒体融合的高速发展给老年人的信息传播生态带来了极大挑战，引发了老年信息传播中谣言肆虐的社会问题。从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四个角度出发，我们能梳理出当下老年群体健康传播的种种问题现状。

　　在传播者的角度，随着“银发经济”的兴起，老年人健康产业逐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制药厂、医疗机构、广告公司借助传统媒体或自媒体成为了虚假健康信息背后的传播者。出于盈利的目的鸿博体育，这类虚假健康信息往往借助分享健康知识的名义，为保健品、医疗器械、医疗机构做宣传，加剧了老年健康市场的谣言传播。

　　在传播渠道的角度，一方面，权威信息的发布滞后于自媒体，无法及时跟进或不足以消除大众疑虑，给了谣言滋生的空隙。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不断兴起，微信、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社交软件成为老年群体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许多应用平台会收集老年人的阅读偏好，以弹窗等方式不断向其推送各种来源不明、质量参差不齐的健康信息。在算法技术和智能推荐的加持下，老年群体更容易陷入健康谣言的包围当中。

　　在传播对象的角度，传播对象自身的既有素养和能力也会影响健康传播的效果。传播学者克罗斯完善的谣言公式提出“谣言=事件的模糊性×事件的重要性÷公众批判能力”，强调公众批判能力越强越可能阻挡谣言的扩散。而老年群体由于身体状况、经济能力、文化程度、新媒体使用能力等众多因素限制，往往容易成为健康类谣言的易感人群。

　　在梳理了老年健康传播的谣言问题现状之后，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我们可以一一对应上述角度思考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从传播者角度，首先官方权威媒体和医疗卫生机构要注重培养健康传播专业人才，建立起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同时多渠道发声，让健康知识能够及时、准确下沉，满足健康知识需求。其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健康类自媒体的监管，建立准入标准和行业监督机制，严格检查内容的真实性、科学性、专业性，加大对传播虚假健康信息行为的惩处力度。最后，对于医疗机构、保健品等行业的广告行为进行严格规范。规定企业明确标注“广告”字样，告知观众其目的为广告宣传。

　　从传播渠道角度，一方面官方权威媒体应该提高健康信息编制和发布的速度。及时跟进事件，随时进行信息发布。其次，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向老年群体推广网络辟谣平台，例如丁香医生、春雨医生等。让这些平台在老年人群中形成影响力、知名度，帮助老年人区分专业健康知识和健康类谣言。

　　从传播内容角度，首先对于网络上的健康信息最好引入专家审议制，确保健康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其次，媒体在健康传播过程中，要学习和掌握老年人传播心理和信息接收习惯，注重人文关怀。尽量减少专业术语的使用，通过举例子、视频、图片等形象生动的方式展示内容，降低内容接收困难程度。最后，社交媒体平台自身也应该及时过滤其中的虚假健康信息，避免这类信息借助人际互动进行扩散。

　　从传播对象角度，应该注重提高老年人的科学素养和健康素养。其中，代际支持发挥着着重要的作用。子代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传播中不仅仅是提供、搜寻、记录与提醒者，在某些情况下，子代还通过自己对健康信息的价值判断，对健康信息进行把关、筛选、比较或者屏蔽，从而在健康信息与老年人之间建立缓冲地带。

　　1）作为集体关切的养生、保健信息分享。年龄增长使老年人体会到了身体机能的退化，这使他们比年轻人更注重身体保养，微信 上常见的养生和保健类信息便得到老年人的关 注和青睐。

　　2） 针对特定对象、特定病况的信息分享。与养生保健类信息的普适属性不同，某些 健康信息涉及老年人自己或其亲友所患疾病。此时，分享者往往采取私聊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分享健康信息。当分享者本人患有与被分享者同样的疾病时，分享者会将自身感受作为信 息核查标准，如果健康信息对自己有效，那么他们会认为这则信息是“可信的”，然后将信息分享出去。

　　3）出于消除不确定性的健康信息分享。如果对健康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较低或者觉得凭自己的能力无法判断健康信息内容的真伪，老年人可能会选择回避这些健康信息。但一些老年人提出，他们会将自身不确定的健康信息分享给他们认可的微信好友，往往是其亲友或有医疗背景的人，让他们代替自己核查信息真实性。

　　1）基于关系的信息利他。当信息分享者了解到其贡献的信息对他人有用时，就会增加其分享信息的信心和频率。持有信息利他主义观点的分享者希望其分享的信息能够对被分享者起到积极的信息支持作用。

　　2）基于关系的情感支持。老年人对关系的重视还体现在通过健康信息的分享为他人提供情感支持，促进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分享动机下，大多数老年人更多地希望通过分享行为本身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关心和鼓励，这类动机具有较弱的信息诉求和较强的关系诉求特征。

　　3）基于社会规范的自我心理调适。当老年人通过自身的实践和观察，认为分享健康信息 已成为一种主流风尚时，出于对“落伍”的恐惧， 他们会倾向于向亲友等微信联系人分享健康信 息，努力与其所感知到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 以缓解年龄增长和技术习得性无助而产生的心理落差，通过分享健康信息来增强自我认同和自我效能。

　　4）基于关系的分享“仪式”。出于对关系的维持动机，老年人往往将健康信息作为一种社交货币，通过信息的分享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维持意不在提供情感支持，也不在于拉近分享双方的关系， 而仅仅是作为社交场合中的寒暄和谈资，避免 在对话中出现尴尬沉默。此时，健康信息作为一种谈资，成为话题的开场白或者是某种由头。

　　5）基于信息的事实核查。许多老年人艰难地迈过了数字鸿沟的两大层面——接入沟和使用沟，却在使用素养沟处遇到更大的挫折，如何评估健康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一直是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在线内容消费者面临的挑战。有时，一些老年人意识到自己无法独立判断信息真伪，便会借助他人力量， 分享有关的健康信息，请求他人一起讨论和核查信息真实性。

　　当今时代，从小沉浸在数字环境中、学习能力较快的年轻人被称为“数字原住民”；成长于数字时代之前鸿博体育，正在逐渐适应数字环境但保留原有生活习性的年长者被称为“数字移民”；而“数字难民”则用来隐喻主观逃离或客观上被排除在数字世界之外的老年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群体的社会孤立与社会融入问题成为社会的一项重要关切。

　　由于数字化社会的狂飙突进，生产、生活方式的数字化使线上与线下的交互与融合日益深入。在从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转移的过程中，年长世代与年轻世代在ICT（信息传播技术）接入与使用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数字代沟”。“数字代沟”既表现在中观的社会层面（老、中、青三代），也表现在微观的家庭层面（祖、亲、子三代）。

　　至于“数字难民”产生的原因，老年群体的技术恐惧与素养匮乏是主要因素。在主观因素中，学界的研究突出了老年群体对互联网的“技术恐惧”，指出“变老”让他们从主观上拒绝和排斥新事物，这种心理排斥成为了老年人数字融入之路上的“拦路虎”，阻碍了他们数字技能的实质性提升。

　　从老年人的角度看，ICT（信息传播技术）未使用者与使用者相比，其社会联结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此外，“断连”还会影响其风险感知，并在公共活动参与、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对老年群体产生负面影响。

　　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看，数字代沟正在演进为“数字化代际冲突”，老年群体面对数字技术的“难以适应”不仅会引发家庭内部的新型代际矛盾，还会诱发更宏观的社会群体之间的误解与摩擦。

　　对于老年群体来说，融入数字时代至少需要跨越三道坎：数字设备的接入短缺（接入沟）、数字技能的不足（使用沟）与数字思维的匮乏（知识沟）。为了让老年人“跑步”进入数字化时代，家庭内部的“文化反哺”，在社区开展新媒体技能培训班，在市场开发“银发经济”等一系列社会干预策略被提出，目的在于将没有进入互联网的老年人吸纳进互联网，让已进入互联网但还停留在单一、浅层的老年人全面、深入地使用互联网。其中，家庭内部的“文化反哺”广受推崇，即年轻世代对年长世代在新媒体技能、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反哺，以提升后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前者的话语权力。

　　老年群体“融入”数字化社会也可以视为老年人对互联网传播新技术的接纳。在看待任何技术问题时，一味的积极鼓吹或者一味的消极抵抗都是不可取的。在推着老年人步入互联网的过程中，不论是学界研究还是社会实践，我们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针对老年群体的调查与研究中，主角通常是积极融入互联网或乐于使用社交媒体的老年人，相比之下，与ICT“断连”（disconnect）的老年群体则成为了失语的“他者”。另外，老年群体对于数字环境的隐忧（网络诈骗、隐私泄露、资金风险等）的论述很少受到正视，他们的“断连”也不被视为自主意识的理性表达，而是被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为心理排斥、科技恐惧症等等。

　　此外，积极融入数字化社会的论点几乎毫无疑问地断言了ICT能够赋权老年群体鸿博体育、带来便利与福祉。在此种逻辑下，ICT被看成便捷、沟通、理性、公共空间的代名词，而那些不加入互联网享受便利的行为则变得难以理解、不可理喻。

　　为了帮助老年群体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生活，社会服务业众多商家在软硬件设计、内容产品设计、网站管理中越来越注重老年用户的使用体验。但是，商业市场的扩张常常将“适老化”变成一种强制性的卷入。随着青年消费市场的饱和与用户市场的下沉，老年群体被视为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产业的流量“蓝海”，眼花缭乱的推销广告包围了老年群体。

　　现实中，商业逻辑和行政效率主导下的公共生活甚至不再留有选择的余地，而是粗暴地要求老年群体乃至全体社会成员必须“跑步”进入数字化。取消了现金服务的超市商店，强制要求的线上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疫情期间出入公共场所必须手机扫描的健康码……越来越多的出行、政务、医疗和消费等与老年群体息息相关的基础公共服务领域正在实现数字化，这些都意味着，如果老年群体拒绝使用ICT，势必将被这些公共服务拒之门外。而由此实现的全面信息化与数字化，实际上也是以抛弃一部分社会成员为代价的。

　　伴随着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不断提升，社交媒体中也涌现一股“银发”浪潮，老年人成为网红不再是新鲜事，这一特殊群体也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在新媒体时代的数字鸿沟面前，传统教育关系中的积极和消极角色出现了转换：年轻一代化身“热情的专家”和家庭“媒体经纪人”，以种种方式对老年群体进行新媒体使用技能以及网络流行文化的反哺，从以往的被教育者转变为网络文化的施教者。家庭式数字反哺的介入，加速了数字鸿沟的消融，无疑助力了老年群体由“数字难民”成长为“数字新移民”，为银发群体自由自主参与网络生活奠定了现实基础。

　　银发经济不断进行的结构性优化，使得老年群体更加注重自身生活的质量，也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多层次的需求。随着社交互动、展现自我等精神需求的凸显，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开始主动向外界寻找表达契机。老年人可以借助网络，通过拍摄视频在镜头前展现自我，发布后再通过其它用户的点赞、评论等行为获得反馈，从而获得社交需求的满足和自我表达的实现。

　　当下，乐观向上、风趣幽默、淳朴真实的老年群体和他 们独具特色、充满趣味、贴近生活的短视频成了平台中的一股清流。用户在耳目一新的同时，其“反流量”情绪也随之转化成了对“银发网红”的青睐和追捧。自由开放的媒介情景下，切中并转化用户的“反流量”情绪，这也成为抖音平台上“银发网红”成潮的重要机缘。

　　账号 ID 及视频内容对于老年人家庭身份的强调， 使得年轻用户很容易联想到自己家庭中的长辈，甚至会觉得视频中的老人形象与自家的老人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进而产生后辈身份的代入感，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流量买单。

　　“银发网红”热潮作为一种媒介奇观，其传播者银发群体在身体形象上有较为鲜明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再塑造一个与刻板印象相悖的积极媒介形象，自然成为吸引注意力和提升传播力的绝佳策略。

　　同时，“银发网红”作为富有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的人群，在网络空间中以信息化的内容，符号化的形式进行经验、知识和文化的传达与共享，以此建构出一种独特的传播策略。

　　在提出对策或是破解困境时，似乎总会见到陈词滥调、内容空泛的方案，老年群体在信息环境中面临的困境有何解决之道？提出对策的人经常难以避免站在精英主义的视角上，指责他者“媒介素养不高”。

　　然而，当需要提供一些对策时，怎样能让我们的对策不显得空洞和模板呢？可以结合实际案例，通过那些真正让老年人满意、做出实际帮助的经验来进一步思考对策。

　　提升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政府等有关部门应该承担起责任，积极开展新媒体相关的教育课程，以及举办相关活动。例如由中国老龄协会主办、微信承办的“银龄达人秀”老年风采短视频征集公益活动于今年9月22日正式启动。该活动将依托微信视频号平台，鼓励拍摄、上传60岁以上老年人精彩生活视频，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唱歌、跳舞、健身、美食、旅游等领域。

　　同时，在这个计划内，腾讯开发了“银龄学堂”小程序，把老年人生活中容易遇到的生活难题如打网约车、看病预约挂号、买菜扫码支付、拍短视频等等，拍成一个个场景短片，一一讲解操作方式。

　　年轻人网络依赖性高，因此很多APP在设计时瞄准的是年轻人市场，却忽略了老年群体。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企业和社会的努力。在APP中根据用户性别和浏览兴趣，针对性地推出个性化内容。推出“老年浏览模式”，在内容、字体和设计上进行更加贴合老年群体的设置。

　　例如去年九月，微信向用户开放关怀模式，也就是“老人专用模式”。据介绍，在关怀模式中，微信的文字将更大、更清晰，色彩也将更强、更好认，此外，按钮更大、更易用。此外，如今关怀模式下还支持听文字消息，可以帮助用户将任意聊天对话文字读出来。

　　目前的网络空间中，对于老年群体有着不少负面标签。“土味”“落伍”“断网”常被用来形容与老年群体相关的事物，由于审美差异，老年表情包、老年视频、老年文章常被放到嘲笑的眼光下审视，被打上了污名化标签。

　　在新媒体平台中，一方面可以通过教育老年人上网发声来争取话语权，二是可以通过对积极乐观、符合实际的正面内容的呈现来塑造老年人的正面形象。

　　在互联网的用户数据中，老年群体的画像分辨率越来越高。当互联网+到最后，就开始从边缘中找可能性，银发人群和数字技术双向驯化是未来的趋势，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行业更关注，也更社会积极地去调适。

　　1. 方惠,曹璞.融入与“断连”：老年群体ICT使用的学术话语框架分析[J].国际新闻界,2020,42(03):74-90.

　　2. 吴静,孙媛,李华博.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传播研究:信息、渠道与受众[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3):81-87.

　　3. 陈丹萍.互联网时代中老年人健康传播的问题与对策[J].新媒体研究,2020,6(12):65-68.

　　6.齐宇迪,钱静.传播学视域下“银发网红”热潮现象解读——以抖音为例[J].新闻前哨,2021(08):93-94.

　　7.陈娟,甘凌博.向信息寻求关系——基于微信的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研究[J].新闻记者,2021(09):10-24.

　　8.刘国强,颜廷旺.底层群体为何拒用智能手机？——基于重庆棒棒的扎根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2,44(07):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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