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博体育原标题：郭小安 段竺辰 重大风险事件中的政策邻避情结：情感表征及引导策略——一种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
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获第六届新闻传播学学会杰出青年奖，主要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舆论，兼任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岀版个人专著3部，获省部级奖3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3项以及其他各类课题16项。
摘要：邻避情结表现为公众既认可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公共设施建立，又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矛盾心理，进而引发抵触情绪或集体行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关研究的议题多集中在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层面，价值取向上多将邻避情结视为社会治理中的“非理性”要素，忽视其作为一种情感资源的积极面向，尤其是对于政策型邻避现象的探讨，仍然处于缺位状态。文章基于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入手，以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邻避现象为案例，重点研究风险认知、防护、救助、治理各个阶段的政策邻避现象及情感表征，最后提出政策型邻避情结的引导策略，试图超越传统的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治理模式。
邻避（NIMBY）指的是社区团体在面临不受欢迎的发展时采取的保护主义态度和反对策略，其实质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表现为公众既认可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公共设施建立，如垃圾场、殡仪馆、火葬场、变电站等与城市进程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又拒绝选址地设在自家附近，进而引发情绪和行动抵触。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因“邻避情结”引发的社会运动频发，“邻避现象”由此也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外学者依据邻避设施的不同性质将邻避运动分为“影响生活质量和财产价值的人类或公共服务设施”和“具有潜在环境或健康影响的设施”两类。对于非污染性设施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公众的反应后果、社群关系、歧视偏见、利益损害等因素；而对于污染性设施的研究则聚焦于公众的保护主义态度、对立策略、社会公平等议题，是公共利益和自私个体间的博弈。在影响要素方面，国外学术界认为邻避情结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网络、贫富差异和文化程度的制约，当自我或集体效能水平较弱时，个人的无力感和被剥夺感相对较高，行为抵抗的可能性随之降低，此时个人或群体只能被迫接受或主动疏离原地域；相反，活跃反对者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其反抗的言论和意识能在短期内实现从感性的钝语表达到理性的言论反对的转变，当他们了解规划过程的政治性和拟议项目的技术问题时，意见领袖们可能会对自己所表达的意见做出相应的战略改变。
在我国，邻避冲突是指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发展背景下，某些成本效用分配不均衡的设施可能会遭到周边居民的反对与抗争而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针对邻避问题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两类，其中，宏观社会视角指向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既表现为社会关系的重塑，也是权利的生产与再分配，包括社会风险治理、多元协作治理、环境经济学视角、环境补偿、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正义、治理路径转型等，研究视角多基于制度延展下的学理性分析，着眼于邻避问题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发展。微观个体层面的研究则重视公众心理和群体行为，基于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具体案例，聚焦邻避情结中的公众情感、认知、动机，试图对公众的邻避情结进行归因，并基于公民权力的公共性和现实困境，分析政府应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使邻避冲突转危为安。
从本体论而言，邻避冲突既是对狭义自我利益的追求，也是地方主义自利意识形态的蔓延，主要表现为从小范围社区抗议衍生为大规模、从单一城市行为演变为多地联动的集体行动、从个体利益争夺转向社会风险事件。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邻避情结是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从“不怕”到“我怕”的情感转向，如对污染类、风险聚集类、能源类、废弃物类邻避设施的排斥基于公众对健康问题和社会环境的风险感知，对污名化类、心理不悦类、社会类邻避设施的，多是经济利益和文化心理层面的风险预测。不可否认，邻避情结充斥着人性中固有的弱点，如都市服务设施对己身受益程度是衡量公众能否产生邻避情结的重要依据，但在邻避性中，权力、资本主导的空间的表征挤压了具有地方性、差异化的表征的空间，理性选择假设和资源公平正义的交锋成为激发公众邻避情结的导火索，在现实中呈现出政府、施工方、周边居民三者的利益冲突、情感失衡、价值博弈和权力争夺。同时，在邻避冲突的初始阶段，公众试图通过体制内的理性方式在协商语境下进行平等沟通，但由于利益诉求被长期忽视、推诿、隐瞒，加之个别地方政府的不作为，集体产生的愤怒情绪促使邻避情结转化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突发件。
上述研究多聚焦于某一具体视角鸿博体育，基于邻避情结在社会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的可视性风险，分析政府、企业、公民之间此消彼长的权力、资本与权利的博弈，而鲜少对重大风险事件中由政策引发的邻避现象进行深度剖析。同时，当前学界对邻避情结的研究在价值取向上多持批判的态度，将邻避情结及其引发的群体行动视为片面追求私利的非理性行为，忽视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情感在民意表达和社会治理中的潜在影响力。本文尝试借助情感社会学分析框架，以2019—2022年新冠疫情下的邻避现象为研究对象，试图对重大风险事件中公众的政策型邻避现象及情感表征进行剖析，在价值取向上试图超越传统的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模式，提供一种情感与理性融合的新型治理模式。
身处媒介化社会，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变幻难测，防控难度升级，呈现出风险突发、风险共存、风险联动的态势。以媒介为载体传递的、通过媒介表征的各种社会风险的总体，就是媒介化社会风险。这既包括媒介信息传播引发的公众认知风险，也包括风险事件的媒介化呈现可能会制造出的新的风险。媒介化风险正是基于媒介对客观现实环境的拟态化呈现而引发的，即“拟态风险的现实化”。媒介参与对于现实风险的推波助澜，既有可能让未知的风险成为已知，也有可能将媒介变成风险繁殖的工具：媒介或是无意中制造社会恐慌，或是由利益集团主动控制和建构着风险社会。胡悦曾提出“危机媒介化”与“媒介化危机”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危机媒介化是指在危机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媒介所起的作用被凸显和放大，使危机呈现出“媒介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媒介化危机则指媒介传播对个人或组织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是危及责任主体生存与发展根本的危机类型。2019年末，新冠疫情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致病率高、未知性强、传播力快，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和挑战。在这场重大风险事件的应对和处置中，有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邻避现象——政策型邻避，表现为情感上“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认知上的盲目自信与乐观偏见、行为上的“政策搭便车”及“风险规避”等，值得深度剖析与反思。
重大风险事件中，邻避情结的核心诱因是风险感知逐渐汇合后激发的个体恐惧和焦虑，通过“怕”的情感外化凝结出一种力求自保的群体心态，以动员地方共同体的形式保卫自己的空间类型，反对不受欢迎的利用者意图闯入自己的空间。对于内外有别的社会关系网络，费孝通曾提出了“差序格局”的解释框架，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网络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形成远近亲疏的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在重大风险事件中衍生出新的表现形式，即情感上支持和行动上的矛盾状态。例如，在确定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后，武汉于2020年1月23日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全部停运。各地在“武汉加油，热干面挺住”的支持声中，开启以邻为壑的“硬核”防疫，公众的情感从最初对病毒的恐惧转化为对“他者”的排斥，典型表现为“社会歧视”和身份猜忌，如拒绝武汉游客入住酒店、拒绝与武汉籍公民同乘一班交通工具、对武汉籍返乡人员进行举报、武汉返乡人员遭个人信息泄露、“鄂A”牌照私家车被围堵和打砸等，其中所蕴含的自我关注、自我表达与自我保护，映射出公众在重大风险事件中情感与行动的矛盾与纠结。
这种矛盾心理不仅表现在对陌生人的态度上，对处于“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网中的熟人也是如此。例如，在疫情暴发初期，就出现了小区一线医护人员隔离期满回家被拒，方舱医院志愿者在遣散后被小区、酒店拒绝入住等；哪怕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至亲关系，也出现“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的他者排斥。可见，局外人和局内人、局内人和局内人之间的矛盾，表面上颠覆了传统的“差序格局”，实质上映射出在重大风险事件及特定政策环境下，公众过度恐惧与自保心态共同作用所引发的道德、情感和伦理冲突。
风险防护主要体现在疫苗接种以及日常生活戴口罩等行为上，虽然在情感上，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号召公众积极接种疫苗与佩戴口罩，但在实际中，仍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邻避情结，表现为：希望别人积极防护，自己却可以“坐享其成”，或者是在情感上积极支持相关政策，但落实到自身行动时，却出现了观望与投机心理。例如，我国新冠病毒疫苗获批上市并承诺全民免费接种时，由于疫苗接种对于年龄和身体条件存在一定限制，且推广前期部分人出现接种后不良反应，导致部分公众在情感上大力支持疫苗接种政策，但依然对接种疫苗持观望甚至规避心态，由此呈现出一定的矛盾状态，比如“希望大家尽快完成全民接种，形成免疫屏障”“等别人都打了，自己也就跟着受保护了”“如果别人打了没什么不良反应我再打”等。一旦在互联网平台上有新冠病毒出现变异、确诊病例接种疫苗后依旧感染新冠、新冠疫苗可能会出现后遗症等消息，公众的心理恐慌和邻避情绪会更加强烈，出现“幸好我没接种”“国内形势现在很安全，再等等说不定病毒就没有了”等侥幸心理。而在多地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暂停第一剂次接种服务，全力为接种后续剂次人群服务的消息后，又激发了公众“再不打疫苗就打不上了”的危机意识，一度导致各地疫苗接种点人满为患，甚至催生出了“疫苗代排队”的新职业。可见，从观望、排斥、拒绝到哄抢，公众对疫苗接种政策出现了巨大的心理转变，折射出政策调控对邻避情结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2022年12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新十条”中对隔离方式进行了优化调整，规定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防疫新政的颁布引发了公众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热烈讨论，虽然多数网友对居家隔离的政策普遍持支持态度，但也有部分网友表现出矛盾的心理状态，如“自己阳了：希望居家隔离；邻居阳了：赶快拉走！”“自己单元楼有阳性希望只封确诊家门，但隔壁单元有阳性一定要封住整个单元”的双重标准。尽管主流媒体也通过图片、新闻、专家座谈、短视频等方式对居家隔离注意事项进行普及和引导，但质疑和担忧仍是个体对于居家隔离政策的主要情感基调：“谁能保证居家隔离的人不乱跑”“居家隔离的后果就是将种子撒向家人和邻居”。可见，邻避情结贯穿于政策调整始末，折射出个体对于政策的支持与、理解与焦虑、观望与投机的纠结心理。
在风险规避维度，“第三人效果”表现为“认知上不信与行为上追随”的矛盾状态。1983年，美国学者菲利普斯·戴维森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传播的第三人效果》一文，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说”。该假说认为，在认知层面上，人们往往会高估大众媒体信息对他人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影响，在行为层面上，这种“第三人效果”认知会使人们可能采取某些相应的行动,以免他人受到媒介内容的影响，从而避免他人受影响后的行为影响到本人的权益。具体而言，当人们接触到有说服力的讯息时，他们会期望这种传播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而当受众感知到信息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后，会基于此认知产生相应的后续行为。在重大风险事件中，由于“第三人效果”引发的群体恐慌及物资哄抢事件屡见不鲜，无论是2003年非典疫情时的“板蓝根、白醋能预防非典”，还是2011年的“吃碘盐可以防辐射”，都表明恐惧心理、自我保护、信息不对称、从众等是诱发公众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哪怕部分公众对各类信息将信将疑，但在“乐观偏见”心理的支配下，认为“我不信，但别人会信”，进而转向对自身生活便利的担忧，在“先下手为强”“随大流”“从众”等心理的支配下，引发大规模集体行动。
在新冠疫情中，也出现了物资哄抢事件。2020年1月，部分媒体相继发布内容为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各地居民纷纷寒夜出动聚集购买，线上线下的双黄连于当晚全部脱销，甚至兽药双黄连、双黄莲蓉月饼的销售量也在短时间激增。直至官方媒体再度提醒公众抑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请市民不要抢购并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抢购风波才得以平息。同时，信源的可信度也是导致抢购行为出现的重要诱因，社会关系越亲密，内容对自身的影响力越明显。如，2022年，多地因微信群中传播的“静态管理”谣言引发公众集体对生活必需品进行大规模采购的非理性行为。虽然官方及时辟谣并对造谣者实行罚款及拘留等措施，但依旧未能阻挡“抢菜”行为的蔓延，导致一些商超都出现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部分当事人表示，自己对这条消息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因为家里食品相对充足，但他们担心如果别人都相信谣言，那么自己将会无菜可买。很多人正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自愿或不自愿地加入到抢菜大军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第三人效应”。在疫情政策初步放开后，又出现了“药物哄抢”现象，导致“一药难求”的窘境，这既折射出公众普遍焦虑和恐慌心理支配下安全感与信任感的缺失，又呈现出在风险规避和自我保护心理下个体行为与“第三人”之间相互排斥又彼此依赖的矛盾状态。
重大风险事件中的公共政策是一种非常态化下的协调治理形式和特殊环境中的公共物品，一旦付诸实践，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受到政策带来的风险降级和社会稳定，如新冠疫情期间，为保证社会常态化运转，国家实行免费核酸检测、免费疫苗接种、健康码行程码投入使用、建立方舱医院等。但在政策调控中，集体利益固有的公共商品属性在推动社会常态化运转的同时，不可避免对部分公众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然而在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都期待无需支付任何成本而可以享受到与支付者完全等价的物品效用，这种不承担义务却享受权利的搭便车心理，导致处于风险中心的公众在承担高强度压力时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和不平等心理，一旦政策目标群体感受到政策的推行会对自身造成高预期损失且公平性严重缺失，处于风险环境中的政策目标群体便会呈现出情感、认知与行为的相互割裂，在诉求表达和行为动机层面形成与公共政策对立的矛盾状态。例如，2022年11月，多地表示严格执行中央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对防疫政策实施如不要求全员强制核酸、除重点场所外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证明、复工复课等一系列整改优化措施后，“担忧的本地人”与“支持‘放开’政策的外地人”两种网络情绪在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发酵：一边是以戏谑、反讽、自嘲的方式表达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而另一边则是尚未放开地区的网友对先行城市纷纷称赞。而部分非利益相关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岸观火”的引导性言论，加剧了利益相关者的不悦和邻避情结鸿博体育，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难度和风险。
再如餐饮行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后，部分企业因担忧入不敷出造成更大的损失，宁愿继续停业也不愿复工。针对工人返岗复工问题，尽管202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序推动企业开复工工作的通知》明确强调要加强部门协调联动，积极帮助企业做好工人返岗、建筑材料及设备运输、防疫物资保障等工作，但“当地不放人、本地不进人”“隔离有困难”等现实问题使疫情后的开复工步履维艰；2022年12月，部分地区相继恢复线下教学，虽然此前一直存在“网课效果不好”的质疑声和“期待尽快恢复线下教学”的呼声，但当政策真正落实到自己头上时，又出现了以诸多理由请假不让孩子复学以回避风险的现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戏剧性和矛盾性。
三、从“邻避”到“迎臂”：重大风险事件中政策邻避情结资源的利用及引导策略
从情感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政策型邻避情结既表现出公共善和个人恶的博弈思维，也折射了深层次的民意和情感状态，如果能够顺应民情，因势利导，可能成为政策创新扩散中宝贵的情感资源，这需要政策执行者扭转对邻避情结的负面刻板印象，打破僵化的理性—情感二元对立和博弈论的思考模式，为风险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多元协商、利益协调等注入新的解决思路。
在重大风险事件中，政府能否在风险治理中建立起理性的风险沟通机制，帮助公众确立对风险的正确认知、弱化恐惧心理，进而实现政策认同和风险脱敏，是公众政策型邻避情结能否转化为迎臂效应的关键。“后真相”时代，公众关注的焦点往往不是事件的真假，而是道德的对错和情感共鸣，舆论工作面临从事实维度向情感维度、从信息维度向关系维度的重大转变鸿博体育。2021年国产新冠疫苗大规模投入使用后，采取分层次（从九类重点人群到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的渐次推广）的方式实行全民免费接种。为弥合公众对疫苗问题的风险认知差异，在媒体层面，央视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主流媒体对有关疫苗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8问#、#新冠病毒疫苗怎么打#、#官方版新冠疫苗接种全攻略#等话题，将公众对疫苗问题的疑惑进行整合，依托官方话语的权威性弱化公众的顾虑心理。同时，在信息普及和接种动员阶段，主流媒体采取更亲民、更人性化的情感宣传实现对公众的行为引导，央视新闻#为什么说不打新冠疫苗会吃亏#以单口相声的方式为公众进行疫苗知识的科普、人民日报的#全民打苗苗行为图鉴#以短视频的方式记录市民接种疫苗时的有趣瞬间；在地方实际推行中，各地社区通过条幅、广播等传统形式，进行带有强烈感官冲击的仪式化呈现，通过“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苗”“和所有的病毒说拜拜，和所有的疫苗say嗨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苗苗”等卖萌式表述完成对个体的感召。部分社区对疫苗接种采取奖励措施，如打疫苗送鸡蛋、牛奶、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参与社区组织的抽奖活动，通过对利益补偿机制的完善敦促公众接种意愿的提升。
可见，风险沟通要避免浮于表面的官僚式对话，而是善于从政策邻避的情感表征中分析群体心理感知偏差的诱因，了解公众的现实焦虑和情感诉求，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政策科普，开展生动活泼且具有公信力的风险沟通实践，在非常态化情形下“约束受信者的不信任”和“证明施信者的可信性”，重塑邻避群体—政府—社会三者间的互信意识和集体理念。在新冠疫情期间，部分公众特别是作为易感人群的中老年群体对于戴口罩这一防疫行为从生理到心理上均表现出较强的抵触情绪或投机心理，科普宣传和舆论引导应根据不同人群进行分众传播实践，如面向年轻群体的创意口罩宣传视频、针对中老年群体的“营销号”风格推文，降低对他人行为的高估和己身的盲目乐观；基层则采取志愿者发放科普资料，使用广播、喇叭等较为原始宣传的方式，既使公众知晓新冠疫情的易感性、严重性以及对健康的高度威胁，同时又树立起健康行为的信念，感知到戴口罩这一健康行为对自己和他人所带来的益处，促使行为发生积极转变。通过形式多样的风险沟通实践增强或减弱公众的风险感知度并形塑风险行为，使过度恐惧者完成对政策的风险脱敏，同时让过度乐观者意识到潜在的危机，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或焦虑。
共情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数字化时代对领导干部共情能力的需求更为强烈。郑晓明提出共情领导力是由觉知力、沟通力、包容力、信念力、学习力这五种力量构成。雷鸿聚认为共情能力是领导干部所在组织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攻坚克难的保证。张宝来建议领导干部要扮演好“演员”“观众”和“导演”三种角色，充分挖掘共情的积极因素，同时避免共情的消极影响。在重大风险事件中，若要使政策中的情感被社会和公众所接受，就必须对情感的适宜性、恰当性进行界定，否则易激发公众对政策的逆反情绪。如“不听劝阻、恶意返乡”“丧事需提前一周报备”等既与人伦常识相违背，也漠视情感沟通的重要性，易引发负面舆情。如能以将心比心、以情唤情的方式执行，将加强与公众的情感联结，推动公众的政策认同与情感共鸣。2022年1月，一位家在浙江的北漂网友由于北京行程码带星，向家乡疫情防控办询问自己能否在春节返乡。工作人员在了解具体情况后不但表示只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报告就可以返乡，还关切地问“想家了吧？多久没回来了？想回来就回来吧，只要你的街道没有被封闭起来，你就可以回来”，暖心回复获得网友的广泛称赞。尽管情感治理意味着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投入，但以情感为纽带对公众心理进行舒缓，能在一定程度上柔化刚性政策带来的负面情绪和防御心理，在情感互动中消弭公众因政策造成的风险感知和对负面空间的想象，在缓解恐惧心理的同时，营造相对理性的交流空间和较为包容的舆论氛围，降低公众的抵触、猜忌与质疑，弱化邻避情结对政策推进带来的负面影响。
诱发邻避冲突的体制性根源，关键在于精英决策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渐微。权力垄断、非人格化管理导致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习惯性采取自我闭合式规划和强制性突击实施，在精英话语和理性科层制的决策模式下，人为割裂公共政策与风险群体间的联系，偏执的说教、专家的失语、信息的缺失和结论的不断变节无法实现对既有问题的去魅和有效信息的获取，使政策中的价值冲突和公众情绪难以平衡，公众因个人利益受损或在所处环境中感到威胁后自发产生的意求改变政策的激烈反抗，诱发“我们”与“他们”的情感对立，使邻避决策反复陷入“封闭决策—公众质疑—政府观望—矛盾升级—妥协调整”的政治邻避怪圈。
与其他邻避类型相比，政策邻避的治理若想打破公众只能依靠弱者身份和公开表达愤怒情绪作为抗衡武器的僵局，关键在于促进增长联盟与社群联盟转向一种非对抗式的协商合作关系。公众不再被视为愚昧的、被动的、可操纵的政策接受者，而是搭建双向的、开放式的风险沟通平台，以开放式和协商式的表达、真诚与平等的沟通，聆听公众意见，摆脱末端治理、亡羊补牢的传统治理思路，通过社会情绪反应和群众呼声及时对政策进行调整，实现对政策邻避现象的柔性治理和理性引导。2022年初，为缓解疫情期间因城市大面积封控，导致涉疫属地的传统民意表达渠道如12345等热线出现的“打不通”“打不进”等问题，浙江省各级新媒体中心设立“战疫求助平台”，建构起收集民意诉求、汇总梳理分类鸿博体育、线上或线下应对、解决反馈的闭环流程，确保信息收集后，第一时间将民生民情问题分发到相关部门，力求保障公众诉求渠道畅通、快速回应群众呼声。重视社交平台反馈的普遍性问题和舆情走向，为全省层面决策部署提供参考，搭建起政府—公众之间的政策沟通桥梁。同时，围绕群众在疫情期间关注的如健康码变码、流调出行等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新政策进行科普，缓解公众因信息不对称、资讯不公开产生的恐惧和政策排斥心理。
政策型邻避情结的本质是政策利益导向和个体价值间的断裂。根据政策邻避现象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受损程度，建立多元化利益补偿和回馈机制，营造风险共担、效益共享的政策关系，是缓解政策型邻避情结、治理政策邻避现象的关键之道。2022年3月以来，我国多地因本土疫情形势严峻实施区域封闭式管理，对公民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导致部分静态管理区域居民对防疫政策出现消极情绪。2022年11月，民政部会同中央农办、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针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3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经本人申请，由务工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及时将受疫情影响暂未就业、基本生活面临困难的大学生，以及其他因疫情导致基本生活陷入临时困难的家庭或者个人纳入临时救助范围。对经过应急救助、过渡期生活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较大困难的受灾群众，及时给予临时救助，防止因灾返贫。
此外，在重视邻避政策给公众带来直接经济损失的同时，不能忽视政策对公众在情感和心理方面的潜在影响。新冠疫情期间，为减少大规模人员流动和人员聚集活动，全国多省市纷纷倡导“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省、非必要不返乡”，公众在为阖家团圆的日子不能归家表示遗憾的同时，也对政策表现出了不理解，“高风险地区不回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低风险地区也不可以？”“回家过年就是破坏防疫成果了？”“别人回不回家我不管，我反正是要回家”的情绪在互联网上迅速蔓延。为缓解公众思乡之情和对政策的情感排斥，各地政府既站在客观、科学的立场分析原地过年与防疫形势的关系，同时放低姿态、以情为媒，呼吁公众勠力同心、共克时艰。北京市政府发布《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在情感上感谢首都市民、在京务工生活的外地同胞“同在一座城、共护一座城”的同时，还为市民发放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冰雪公益体验券、免费上网流量包等福利，积极安排线上文娱活动；安徽合肥向符合条件的非安徽省户籍员工发放1000元“留肥红包”；江苏无锡滨湖区多个景区每天限量预约免费入园；苏州市相城区给予企业每人500元标准的专项补贴；广东鹤山市对留在本地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实行积分入学加分奖励；浙江义乌景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及设施免费开放，通过以情留人、以薪留人、以景留人、以福利留人等政策，建立“利益—情感”双向协调机制，最大程度弱化政策邻避现象的出现。
总之，重大风险事件中的邻避情结，不宜简单划定为自私、虚伪、狭隘、自大、疯狂等负面情感状态，这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鸿博体育，反而会遮蔽真实的民意诉求。在某种意义上，邻避情结折射了重大风险状态下公众深层次的情感状态和认知心理，它既源于公众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也是特定政治机会结构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如何将公众情感如恐惧、焦虑、期望、愤怒等融入政策协商对话中，是一项有趣而充满挑战的尝试。就某种意义而言，政策型邻避情结纾解的关键在于将邻避情结视为一种特殊的民意表达方式和情感资源，妥善处理好表达与自由、个性与共性、引导与监督、秩序与活力的辩证关系，建立政策型邻避风险的评估和应对机制，重构理性和情感的融合与转化机制，为风险治理的应对提供新的思路。正如袁光锋所言：“国家通过‘情感体制’的建构来鼓励、赞许一些情感的表达，限制甚至禁止另一些情感的表达，而公众也会发展出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国家与公众之间基于情感的互动和博弈将会继续进行下去，并且随着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两者的互动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
